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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治维新中的废佛运动


对于置身在积弱不振的困境中,试图藉此重新崛起的国家而言,他们都面临改革的呼吁,无论是汉语语境中的「变法」,抑或带有强烈的现代性政治意涵的「革新」,这个动词自始至终具有尊贵的身份,并被赋予绝对的正当性。这种正当性一旦获致,它就能进行合法性的暴力,铺天盖地的扫蕩,压平所有反对的势力,为自己冠上神圣的名号。进一步说,道德法庭不能审判它,而它却能以正当性之名,抹消它们认为和定义的反动恶行。发生于日本明治初期(1868)以维新之名推行的廃仏毁釈(废佛运动),应当很符合这个範例的辩证。

明治维新中的废佛运动

我们追本溯源地探索可以发现,废佛运动的产生,并非如日本教科书所指的,仅只是偶发性的冲突,严格讲,它是有其历史性的背景,有国家的学说做支撑。例如在《日本书纪》一书中,就曾经记载,佛教初传日本之时,即遭到了以物部氏等权门豪族的迫害,进而消减了佛教思想的传播。进入战国时代和安土桃山时代,在由武将小西行长等信奉天主教的诸侯掌控的地方,还大肆烧毁了神社和佛寺。到了江户时代初期,儒教思想得到官方大力支持,更加促成他们主张废除「神佛习合」(即神道与佛教相融合)的力道,提倡「神佛分离」,而受到此影响池田光政和保科正之(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的同父异母之弟)等诸侯,旋即在其领地内彻底推动「神佛分离」政策,于是佛教寺院的活动遭到了严格压制。在那以后,常陆第二代水户藩主徳川光圀更扩大了废佛的规模,据圭室文雄〈水户藩の撞钟徴収政策〉一文指出,其领地内的寺院超过半数遭到了废除。

上述这股废佛的风潮即使来到江户晚期并未停歇下来,那些受到徳川光圀的影响,以及随着水户学(以儒家思想为主,结合国学、史学和神道的学问)的发达,神佛分离、崇敬神道,轻视佛教的风潮比以前更强烈,与德川家族渊源甚深的诸侯们採取更严苛的镇压。例如在天保年间(1831-1845),水户藩的藩主以製作大砲为由,强迫领内的寺院交出铁钟和礼佛器具,并对多所寺院进行整理(整严)。换言之,这种掠夺性的行为,在某种程度上,与这个时期兴起的复古神道(古神道、神道、皇学、本教)思想相符合,尤其以追随江户后期思想家平田笃胤的儒学家们,他们都是水户学的继承者,进入明治新政府的体制中,必然沿袭前行者的法统思想来制定宗教政策。或者说,这些儒学者恪遵自己的职守,已经为王道复古的政权预先铺平了道路。

正如上述,从德川幕府取得政权的明治天皇,在重臣幕僚的支持下,开始推展施行新政,于1868年4月5日,颁发了《太政官布告》,通称为《神佛分离令》。毋庸置疑,这道法令即为了打压日本佛教信仰制定的,此外,它还为后续的执行提供了法源基础。两年后的1870年2月3日,明治天皇又下了诏书《宣布大教诏》,宣布明治天皇拥有神格地位,并将神道定为国教,明示了祭(祀)政(体)一致的国家方针。按照明治政府的说法,上述法令和诏书旨在区别佛教和神道的属性(亦即外来的佛教和国家神道,必须泾渭分明不可混淆),并非藉此排斥或压制佛教活动,其后引发的捣毁佛寺建筑、佛像、破坏重要文化财产的暴力行为,皆因于民众扩大解释了诏书内容所致。然而,日本各地佛门僧侣受到的法难,远远大于官方公布的数字。

1873(明治6)年,大阪的住吉神社内两座佛塔,几乎遭到捣毁。到了1874年,以信仰山岳修行的山形县村山地区,开始步上了废佛运动的风潮。1875年奈良兴福寺的食堂亦毁于那场暴行中。以千叶县的锯山(房总半岛南部)为例,该处佛寺内有500尊罗汉立像,几乎全数遭到损毁,原本华族(贵族)的墓地,由原先的佛教方式被迫改为日本神道的祭祀。在伊势国(三重县),特别是在宇治三田(今伊势市)庆光院在内300所寺院,经过这场劫难以后,仅残存剩下十五座。必须指出,在废佛的雷厉风行中,萨摩藩的做法更决绝,他们共废除了1616所寺院,没收寺院的财产,强迫还俗僧侣高达2966人,将其中三分之一的僧侣,强制送进军队当兵以补充兵源。又比如,在美浓国(岐阜县)苗木藩,他们于明治初期即彻底实施废佛政策,不消说,领地内的寺院、佛坛和佛像悉数损毁,藩主祭拜家族的佛寺(云林寺)遭到了废除,其后由佛教葬礼亦改为神道仪式。

具体而言,这场灾难性的废佛运动,日本全国将近半数的佛寺处所遭到破坏,寺院持有权甚至被强行变卖,根据大屋徳城「奈良における神仏分离」『明治维新神仏分离资料』指出,现今被指定为国家级建筑遗址的福兴寺的五重塔,当年被以25万日圆卖掉,在尾张国(爱知县)真言宗智山派的宝寿院,其相关佛教文物被神社售出。换句话说,许多国宝级的佛教文物不是失散,就是毁于这场以维新为名的火炬中。但与此同时,这个在明治维新进程中留下的污点,却被埋没在国家史观的宏观叙述中,很少出现在公众读物的视野中。

明治维新中的废佛运动

不过,相同的历史总有相异的叙述。

菊池宽于1943年出版《明治文明绮谈》一书,对于佛教经受灾难(废佛运动)的历史因素,提出了不同的看法:「在德川幕府的宗教政策中,向来最为宽厚佛教。幕府初期,为了彻底压制天主教徒,对教徒们施予烫手的酷刑,并命令佛寺造册,所有民众为檀那寺管辖。因此,农民和町人(商人)想前往外地旅行,必须向寺院申请通行证。当然,设计这个制度的目的在于,有效控制天主教徒的人数。而檀家制度的实施,把佛门寺院变成了监察机关,凌驾于人民之上。檀家有信徒的捐款,主持葬礼又有收入,寺院的经济地位和僧侣的社会地位变得重要起来。然而,这个有力因素却给江户时代的僧侣们带来了堕落。综观江户三百年间,到底有多少得道的高僧?依我之见,天海与其说是名僧,不如说是政治家;白隐和尚虽然修行甚深,写起文章却显得迂腐俗臭,而且忘却宗教家的天职,徒有高僧之名,实为欺骗世人……」然而,在日本佛教史研究者看来,菊池宽终究是大众作家,而不是论据严谨的史学家,菊池宽这段论述不值得信靠。与之相比,羽根田文明《佛教遭难史论》一书立论有据,显然来得有说服力。

现今,日本的国定标準教科书里又如何呈现这段历史呢?在《もういちど読む 山川日本史》教科书中,对于这场废佛浩劫亦是採取隐微的写法,只是简单提及:「……明治政府颁布《神佛分离令》旨在使全体国民信奉和保护神道,并为建立以(明治)天皇为主的中央集权国家。因此,在日本全国掀起间发性的狂烈的废佛运动……。」于此,我们像禅师那样自问自答:面对这种隐微多于显白的历史叙述,我们能做出什幺判断呢?或者说我们可以走得多远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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